怀念著名电影导演谢添独留一份“谢味儿”在人间

来源标题：怀念著名电影导演谢添 独留一份“谢味儿”在人间

◎叶式生

北京电影制片厂往日的辉煌，主要得益于她曾拥有一群造诣深湛的艺术家。谢添就是其中特别杰出而且极具性格魅力的一位。我在中小学时代常看谢添主演或导演的电影，因而喜欢上了他，没想到后来进入北影，又与他成了忘年之交。

爱好广泛，样样还都想身体力行一番

我们的相识始于乒乓球台旁。当时谢添已是花甲老人，我刚三十出头，按常理我们那些年轻球友都该尊称他“谢老”才是。可是整个北影厂无分男女老少，文明点儿的几乎人人称他“老谢”，鲁莽点儿的则直呼其名犹嫌不足，还要加以儿化：“谢添儿！”面对这些没大没小的称呼，谢添从来都是泰然受之，不以为忤。于是我也只能从众，叫他“老谢”了。

老谢早已是全国闻名的大艺术家，享有喜剧大师、“影坛千面人”、“中国卓别林”等等美誉，但到老一直保持着质朴率真的本色，谦和厚道，童心不泯，幽默风趣。无论对各界领导，社会名流，还是锅炉房、维修队的普通工人，他从来都一视同仁，没有一星半点的趋炎附势或骄矜自负。这正是他最令我佩服的品格，也是我们隔着一辈而能彼此信任交往的主要原因。

老谢天赋异禀，多才多艺，艺术个性极为鲜明。他有非常独特的想象力和丰富异常的表现手段。不论作为演员还是导演，他都乐于迎接挑战，每一部作品都力求给观众以新鲜感，从来不肯重复自我。从喜剧片《锦上添花》《甜蜜的事业》，到体育片《水上春秋》，儿童片《小铃铛》及其续集；从纯粹老北京味儿的《茶馆》，到豫剧艺术片《七品芝麻官》、蒲剧艺术片《烟花泪》……这些题材、样式、风格迥然不同又都妙趣横生的作品，生动展现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多方面的驾驭能力。

这与他广交各界朋友，爱好广泛并能随时随地汲取营养有密切关系。各个艺术门类，以至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歌曲，儿童们喜欢的米老鼠唐老鸭，无不为他所爱好。不光爱好，样样还都想身体力行一番。当然，不论什么一旦经了老谢的手，都会变得与众不同，被弄出几分“谢味儿”来。

比如，老谢的球技并不高，但在球台边人气很高。别人打出的球别管轻重高低、速度角度如何，都是往前走，老谢的球则往往刚一过网触台，立即掉头背道而驰，使对方臂长莫及，球拍脱手，惹得众球友哄堂大笑。

别人游泳，无非是蛙泳、仰泳、自由泳，偶尔可见侧泳，老谢却又别出心裁，创编了一种“谢泳”——把蛙泳的腿部动作与自由泳的手臂动作合于一身，姿势分明怪诞不经，配合却也协调有致，怎不令人喷饭。

再如写字，大家都是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按笔顺写，老谢偏又倒行逆施，由最后一笔的末端开始，自下而上，从右往左倒着写，正如他的一枚闲章所说，“倒笔成趣”。后来听说有人称赞他的“倒书”是当代书坛绝技，老谢唯恐浪得虚名，误导世风，乃又刻了一枚闲章，声明这“是乃杂技”。

老谢不光能变声儿，还能变脸儿

上世纪50年代中，老谢在给一部苏联喜剧片《我们好像见过面》配音时，以一个人的嗓子居然配出了24个人物的互不相同的声音，成为电影配音史上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的奇迹。

老谢不光能变声儿，还能变脸儿，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电视节目《笑的晚会》里表演的，有幸看到的人一定不会忘记。川剧的变脸虽然也非常精彩，但是一离开道具的辅助，所有演员就都无技可施了。老谢则不借助任何道具和化装术，完全本色面对观众，只靠对面部肌肉的惊人控制力，眨眼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出几张彼此截然不同的脸来，而且每张脸都与表演者的本来面目毫无相似之处，实在令人拍案叫绝！

其后近60年来，只有80年代有一位青年演员曾经尝试效仿，当时还有报纸花大篇幅渲染了一番。结果有目共睹：效仿者变出的几张脸，都是屡变不离其“宗”，彼此也大同小异，令人兴味索然。那以后也就没人再公开尝试了。可惜的是，“文革”中为这项表演饱受整肃的老谢本人，复出后也把这项绝技束之高阁不再示人，此艺遂成绝响。

谢添最为人称道的表演杰作，当属50年代末在北影的影片《林家铺子》中饰演的林老板，那真是活灵活现，入木三分，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表演功力，也显示了他丰富异常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，连当时的国家主席也不禁称赞：“谢添的表演，只能用炉火纯青来形容！”

谁能料到，几年后国家主席突然成了“叛徒内奸工贼”，这称赞于是变成了老谢的一大罪状。而老谢日常生活中的率性诙谐，一时间也演化出许多真伪难辨的传说，被一古脑推到了老谢头上。

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，也千里迢迢来到北影凑热闹。他们企图让身陷囹圄的老谢揭发他的天津老乡——上影厂老导演沈浮早年的“罪行”，以戴罪立功。威逼加利诱开导了好半天，老谢非但没开窍，反倒朝他们挑起大拇指，用饱含深情的天津话称赞道：“沈大哥，好人哪！”惊得几位沪上造反派相顾茫然，半晌不知何言以对。

接着又从津门风风火火来了一群造反派，声言要把老谢揪回天津去批斗，以肃清其几十年来在家乡散播的流毒。全国造反是一家，北影的造反派哪能不支持，就让天津造反派把老谢押走了。没想到此举竟是放虎归山，老谢这一去就没了音讯。

原来，那是深爱谢添的老乡亲们设的一计——借揪斗之名行抢救之实，把老谢藏到天津某个地方保护起来了。真是患难见真情啊！

即便身体有了空闲，心也还在戏里转悠

“文革”过后，老谢绝口不谈那些年的个人遭遇。他生性豁达乐观，又急于重拾创作，哪有那份心思和时间。80年代初的几年里，年届七旬的老谢所执导的喜剧片《甜蜜的事业》、戏曲片《七品芝麻官》和根据老舍先生名作、名演拍摄的影片《茶馆》，都赢得广泛好评并接连获奖。

他创作热情愈发高涨，生病住在医院里还日夜构想着准备拍摄的好几部影片。当时我去医院看他，他跟我聊起将要执导的体育片《幕后冠军》和儿童片《小铃铛续集》中的一些得意片段，越聊兴致越高，不觉入了戏，一会儿捏着嗓子装木偶，一会儿手舞足蹈学孩子，忘乎所以旁若无人。

80年代中，中国电影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电影艺术家传记丛书，谢添当然在列。出版社约我撰写。我对老谢说起这事，他说另一家出版社刚找过他，也要为他写传。对此他自嘲道：“别人知道了肯定要笑话：就他那点事儿，也值得写传？还要写俩？嘿！”我说两家出版社不约而同，都要给你写传，正好说明这事值得做。后来老谢总算同意了。

我们商定有空闲时间就先海聊，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拟议全书大纲和篇目。兴致勃勃聊了两次，我感到可用的素材会很多，赶紧买了20盘空白磁带备用。那时老谢创作势头正旺，时而导，时而演，一部戏接着一部戏。随后我又担任了厂文学部负责人之一，兼管《电影创作》杂志，我俩共同的空闲时间就越来越不好找了。

在老谢执导戏曲片《烟花泪》的时候，我决定跟随他的摄制组去杭州基地，利用他的拍摄间隙为写传记积累素材。老谢表示赞成。哪知当真拍起戏来，他却根本无暇旁骛，即便身体有了空闲，心也还在戏里转悠。

不过，虽然没空聊传记的事，我倒也不虚此行。我旁观老谢拍了多半部戏，亲眼见证了他对待艺术既严肃认真，创作手法又灵活多样。他对演员的指导总是非常简洁、明确、具体，既利于演员执行，又能给演员留有再创作的充分余地，从来没有那种绝对正确但模糊空泛，让人无所适从的要求。有时由于外部环境或意外出现的种种条件限制，使原订方案难以实施，老谢总能很快想出新招儿，使拍摄计划按原定时间完成。这当然大大得益于他艺术想象力的丰富，和人生体验的深厚积累。

凭借足以乱真的“表演”一举挣得三个饭团儿

其实，老谢的人生体验功夫早在童年就开始修炼了。他1914年出生于天津市马家口子，没有多少余钱剩米的平民生活，汇聚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海河码头，特别是作为底层社会缩影的马家口子“人市儿”，让谢添从小就阅尽了人生百味，世态炎凉。

幸运的是，中学时代的谢添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伯乐，沈浮先生。当时沈先生在天津《国强报》主持一个专栏，谢添多次投稿，两人因此相识。少年谢添对电影的了解和热爱，大获沈浮先生的赏识。谢添在21岁那年离津赴沪，前去投奔早已离开报界转入影坛的沈浮先生，自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。

初登银幕演了一个花花公子之后，短短一年间他便接连在《马路天使》等六七部影片中担任了配角或主角，展现了杰出的表演才华。这时抗战爆发，谢添加入了电影工作人协会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戏剧的演出。不久淞沪会战失利，上海沦陷日寇之手，谢添又随上海影人剧团辗转奔波在南京、汉口、成都等地，继续忙于救亡演出。其间他在《重庆二十四小时》《结婚进行曲》等多部名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。

在抗战后期的黔桂路大撤退途中，谢添的演技居然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当时黔桂路上有几十万饥寒交迫的难民，撤退的国军败兵也间杂其中。一次谢添已连续挨了好几天饿，危急关头忽然碰上一个挣饭吃的机会。那是沿路撤退的军用卡车，由于车况太差，路又坑坑洼洼，时常抛锚，不得不临时雇用一群过路难民来推，谁卖力气给谁吃的，不卖力者不得食。而当时谢添全身软绵绵，连捡起一块砖头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推车得食的希望？结果，谢添竟然凭借足以乱真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“表演”出来的假推车，胜过了其他人的真推车，被带车的军官认定为最卖力气的一个，一举挣得了三个饭团儿。

时隔半个世纪，老谢对我说起那段奇特经历，边说边表演“奋力推车”之状，还是忍不住嘿嘿坏笑，逗得我也开心大笑不止。

曾想拍一部清洁工题材的“夜猫子”影片

老谢年过八旬时，依然精神健旺，又是导又是演，忙个不停。执导拍完电视剧《那五》，又应上影厂谢晋导演之约主演了影片《老人与狗》之后，老谢告诉我他刚想到了一个特棒的电影题材，要尽快跟我面谈。我赶紧去了老谢家，听他的构想。

老谢说，他想拍一部表现清洁工的片子，主要人物是一群清洁队的装卸工，他们集体生话，昼伏夜出，以装运垃圾为职业，天天晚上出没于大街小巷，自己承受肮脏而为城市换来了清洁。夜深人静的胡同里，路灯光下锹声嘹亮，几个精壮小伙意气风发，挥舞着大簸箕铁锨，将地上堆的垃圾装上卡车，刷刷几下扫净了地面，然后一个个灵巧地跳上车厢，在灰尘和昏黄的光影中呼啸而去……片名他已经想好了：《夜猫子纵队》！

老谢的满怀激情顿时感染了我。他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说这题材从来没人拍过，确实新鲜，应该很有可为。老谢非常高兴，当即约我合作，由我编剧，他来导演。能跟老谢合作一部戏，我当然非常乐意而且荣幸，但我对清洁工这个群体缺乏了解，又不敢贸然应承。老谢鼓励我先深入一段生活，等找到感觉，自然就有法下笔了。我认为老谢说得对，决定试试看。

我从厂办开了介绍信，带上记者证，先去了北京市卫生局。说明意图后，局里介绍我去市清洁车辆一厂和四厂采访。我到这两个厂跑了不少次，不料，我了解得越多，体验得越深，本来想找到的感觉反而离我越远了。

当时清洁工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已经大大不同于七八十年代。过去遍布大街小巷，散堆破垛、沙尘飞扬的垃圾站，现在都已经摆上了封闭的垃圾桶。装卸工们早已不再集体工作，更没有了集体宿舍，一辆车一个司机，配一个装卸工，各自承包一个区段，彼此互无交集。总之，“夜猫子”们早已不成“纵队”，而成了各管一段、互不见面的散兵游勇。老谢和我先前想象中的那些“夜猫子”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连同那种颇有诗情画意的豪迈场景，都已成为历史，在现实中完全无迹可寻了。

要写现实题材，却没有了现实生活的依托，这戏可怎么写呢？当然，生造几个人物，硬编一堆情节，从技术角度说来倒不是不可能的，但那样不但愧对老谢的信任，愧对未来的观众，而且首先违背我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宗旨。这个构想诚然很有新意，情调也积极健康，但主题先行的色彩也是明显的。可是，老谢对这个题材热情那么高，对我怀着那么大的期待，我能对他说，这个题材应该放弃，只能放弃吗？

我不能想象对老谢实言相告的情景，只好拖着。

老谢显然知道这个题目难作，也一直静等着，很久没来催问我。倒是当时正跟老谢合作的年轻制片人小李每次碰面都要问我一句：“《夜猫子纵队》怎么样啦？”我每次都只能含糊应对，匆匆道别而去。

终于，我自己都觉得再也不能无声无息地拖下去了。

在一个小雨过后的下午，我去了老谢家，他的老伴杨雪明阿姨刚好没在。

坐下先聊了几句不相干的闲话，我低着头说：“那个本子，我写不了……”

老谢“唔？”了一声，等着我继续说下去。我搜索枯肠想找比较恰当的措辞，最后还是只能语焉不详地说了一句：“现在的清洁队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啦……”

老谢没再多问什么。他显然已经通过我的神色和语气，看出我为此事尽了心力，不需要我再多作解释了。老谢对我没有一点失望或埋怨的表示，但他内心深处的遗憾，我还是在不言之中感受到了。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勇气去见老谢，让他那样的老友失望的愧疚之感，我实在不愿意重复领受。后来我只能宽慰自己：我们这次虽然没合作成，好在以后还有机会。只要我另写一个能让老谢喜欢的本子，我们不是仍然可以合作吗？反正老谢不老，我们共同创作的日子还多着呢！

那个意气风发、诙谐风趣、笑起来声若洪钟的老谢，没有了

电影出版社聘请我写《谢添传》之后，一直没询问过进展情况，有点让人纳闷。向在该社工作的一位学友询问得知，近些年该社领导班子几度更换，这个丛书项目大概早已中止了。我明白，这是官场惯例之一。不过我想，电影出版社放弃并不等于这本传记就不能写，反倒是时间上更自由了。等老谢不再导也不再演，我自己也退休了，那时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海聊，素材可以积累得更充分，只要把稿子写好，由哪家出版社出版还不是一样吗？

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，老谢总是童心勃勃，不自居老，所以他在大家眼里总是年轻的。这就是大家公认的老谢不会老的根本原因。友人们对我的说法都很赞同。

然而事实证明，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，共同陷入的一个误区。

一天上午，我在大院里碰上杨阿姨，她告诉我老谢心脏病发作，住院了。我忙问住在哪个医院，我要马上去看他。杨阿姨说：“你千万别去，见了熟人他就激动，对他的病情不利。现在凡是熟人朋友我都不让去看他。等他出了院，你们再见面儿吧。”杨阿姨说得在理，我只能盼着老谢早点儿康复出院。没想到，这一盼竟是好久，好久。

一个初冬的上午，我意外地在大院里见到了出院后的老谢。他木怔怔坐在轮椅上，穿着厚厚的棉衣，两手搭在轮椅扶手上，被保姆推到墙根下边晒太阳。杨阿姨在旁边跟着，见我迎上前去，俯身问老谢：“你看谁来了？还认识吗？”老谢双目无神地望着我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声气微弱地说：“认识。小叶。”

霎时我心里格登一震，仿佛被人迎头泼了一桶冰水！

那个意气风发、诙谐风趣、笑起来声若洪钟的老谢，没有了。那个兴来时手舞足蹈、顽童一般的老谢，没有了。那个总是雄心勃勃、脑子里重叠着一个又一个创作计划的老谢，没有了……眼前的老谢神情迟滞，反应缓慢，话音虚弱，简直成了另一个人。

被大家认为永不会老的老谢，怎么突然就老了？

对老谢说来，艺术创作就是他的生命。一旦与他挚爱的艺术违别，不能再从事他热衷的创作，老谢的生命恐怕也就接近了终点。

果然，在一个静悄悄的冬日早晨，老谢安然离去了。

我们没能达成的合作，我想为老谢写而没来得及写成的传记，都永远失去了实现的机会。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在我心底留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，以致后来许多年里，我都有意不去回忆这些往事。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，想移除这片阴影，终归只能靠我自己。于是我有时想，老谢悟性极高，为人又豁达，我能想明白的事，他当然更能想明白，那么那个“夜猫子”的题材，他大概也早就从心里放弃了吧？至于传记，老谢本来就没上心，视为可有可无。其实老谢的人品风骨和音容笑貌，自会长留在亲人和无数朋友的心里，他沤心沥血留下的许多作品，历史和千千万万的观众更不会忘记。那么多一本或少一本纸质的传记，对老谢说来的确也就无关紧要了。

老谢在天有灵，不知会不会赞同我这些想法？